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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贻放赣南行

引

多年来，与知青兄弟们经常在讨论：要看一看今日农村。以纵向比较，亲身体验农村建设的成果。我对农村是有感情的。这是种什么感情呢？是对自己青春年华理想化的金色追忆？是对失去了基本粮油关系的刻骨铭心的恐惧？是对饥寒交迫的农村生活摄人魂魄的同情？是对自己付出的生命血汗的无限珍惜？毋庸置疑，决不是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豪情壮志。就像我们的长辈不停地唠叨，抗战时在重庆跑警报，在延安喊口号。讨巧的文人就会来抓闪光点，做成诗、谱成歌，什么“离别三十年”，什么“几回回梦见”，以取悦某个阶层。

上犹县，在江西省版图的西南方，濒临湘粤赣三省边界。寺下乡又在上犹县的西北角，我所在的新圩村再往北几里，就进入绵延数百里的崇山峻岭，也就是《毛选》第一卷中提及的罗霄山脉。当地人种属客家人，因受明朝王阳明赣南讲学的影响，口语中带点官话的语音。历来是交通闭塞，穷乡僻壤之地。那时，从上海到生产队，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，至少四五天。以至于我第一个春节返沪后，再也不愿在路上折腾了，以后几年宁愿在山里“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”。

今天，时代不同了，“回乡路是那么便捷”。从上海到上犹，仅二十小时。旅程就从这里开始。

这二张处同一位置，南北两个方向的照片。

坐北向南的斜拉桥，原来是浮桥，好像在关于红军的电影里，那种浮桥很多。对岸是在田野上筑起的县城新城区，都是高楼大马路，一切与时俱进。

坐南向北的原是县城最好的上犹饭店，现在被拆了，工人们正在清场，满天的尘土。69年我们上海知识青年大队人马到达的第一夜，县政府就安排在此住宿，待遇是相当高了。哪知这批脱缰野马似的“小爷叔”就在这十几个小时里演了一出全武行，使干部们猛醒了：原来上海知识青年中也有“阶级斗争”。其实农村干部都很淳朴的，比如在我们去之前他们就不知有“敲竹杠”这个概念。我解释说：就是敲诈勒索。他们还是似懂非懂，祖辈相传从未见过的事当然无法想象。农村干部必然存在一些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缺点，但是决不是这些年文艺作品中普遍出现的流氓行径。知识青年也不是天使，无论从善从恶都是双方互动发展的。出于政治需要“彻底否定”其中一方，大面积的人群被搞乱了基本价值取向，就是那种片面性政策的必然结果。

上犹县城新城区的夜景。

上犹是个电力富余的县城，前些年一直在酝酿电力出口的业务，县政府还曾为此组团到上海来。在县城景观设计上稍微奢侈一点也无可厚非。

我到过内地不少小城镇，这种景象也时有出现，难道我国内地都是电力富余地区吗？

下图是上犹江防波堤水泥砌的台阶。每年端午，在山清水秀的县城边，组织举行龙舟赛，江堤上的台阶就是观众席。从规模上看，届时人头攒动，万众欢腾。

上图是江边一群老人在打门球。照相时已是黄昏，但老人们似乎还乐此不疲，不愿离去。群众性的体育活动，是社会进步、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。当然，动用行政手段“组织起来”，就又另当别论了。从神态装束上看，这些玩球者肯定不是乡村的老农。与三十多年前萧条的小城生活相比，确实已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跨越式发展了。但愿我下一次再来，能够看到普及到村野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体育活动。

这是一位未返沪知青在县城的府邸。谈不上豪华气派，放在上海近郊，也可称小康以上水平。因是同户老友，少有戒意，言谈之中，他们为自己在大返城的潮流中特立独行的选择而颇感自豪。中国人向来有从众心理，多年来一直推崇“群众路线”，遏制了独立思考。一事当先，即聚焦于“人家怎么样”、“多数人怎么样”。房主处理了单位分配的三室一厅公房（见上图），另行选址购地造屋，这足以彰示主人的魄力和实力。农村对宅基地的控制十分严格，因而农村用房的二楼以上，往往要凸出几十公分，可使楼上的正房多设几个平方，像这户有围墙，有宽畅的户外、户内阳台的人家，就不是多花几个钱所能办到的。几十年来的含辛茹苦，主人在当地不算能够呼风唤雨，至少也是小有能量的一方诸侯。今年上春，我去了一次云南的西双版纳，走访了当年拍摄电视剧＜孽债＞的名曰“橄榄坝”的村寨。我特意询问了现在本地是否还留有上海知青。傣胞告诉我：留下的上海知青，多数成为了政府、学校和大企业的骨干力量。电视剧中作者安排的那个戴着眼镜的正面人物，当其兄嫂责问他为何如此始乱终弃时，他俨然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：“这到底是谁造的孽？”言下之意，他个人的责任应该由社会来负。两相对比，反映了目前在某些泛政治化政策教化下，主流意识出现的重大偏离。走题了，有兴趣朋友我们见面再聊。

我下榻的旅馆。陈设简朴，价格便宜，基本上也算干净。突出的优点，在于这儿没有全国一贯制的夜半电话和敲门声。隔街而邻是一家夜总会。

旅馆的女老板对我说，这儿的治安情况很好。旅馆本是特殊行业，但在这儿少有骚扰，隔壁夜总会是瑞金人开的，“在上犹开这么一家还可以，开多了就没生意了，瑞金人在我们赣南十八县是最开放的”。

我有些惊愕。记得约十年前，上犹县政府赴沪招商，把我也叫去了，县委一位主要领导告诉我：按照七八十年前的红军标准判别，上犹是半游击区，基本定性白区，故在今天建设资金分配上，长期受歧视。他诉者忿忿，我听者语塞。瑞金不是最正宗的老红区么，怎么会最“开放”呢？我又语塞了。

我发现县城有一种行业很兴旺，就是做早点。街上大量的店面每天只开早市。价格也便宜，顶多是上海的半价，品种也丰富，不比上海少，至于口味、服务标准，与上海的差别还需要时空的陶冶。

一个行业，一个铺面，能够存在，能够兴旺，前提是有需求，有市场。说上海的楼价居高不下，是由于少数从业机构操作的结果，我不知道说者是为了骗别人还是为了骗自己。早点铺里顾客盈门，是真实的，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习惯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。

硕果仅存的上犹农机厂金工车间厂房，工厂的大部分地域都划归了比邻的上犹中学。据说许多年前，这儿全是上犹中学的土地，后来建设上犹农机厂就紧缩了上犹中学。七零年底我们中的第一批知青兄弟上调到上犹农机厂，开始就住在上犹中学的学生集体大宿舍里。现在中学又时兴了，小工业又不兴了，土地又划归上犹中学。有位伟人说：历史是在螺旋状中上升的。能作这样解释吗？

一段时间以后，由于努力和能力，我的知青兄弟便从集体宿舍搬出来了，住进了似乎就是上图最后那栋山脚下的小白楼。生活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。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常请我去盘桓小憩数日，调整状态。这栋小楼变成了我插队生涯中温馨的驿站。

县城的郊外，正在开山平地，修路建屋。据说是县政府为了让人们办事方便，大兴土木，把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搬到同一条街上，同时为了新颖、别致、高雅，摒弃老表同乡的审美理念，特请浙江美院设计，请苏北的工程队施工，目前正在轰轰烈烈，大干快上。我选照了林业局，因为这儿有我的亲密的上海老乡，优秀的知青袍泽。我想县领导一定知道，全县绝大多数的农户还刚刚脱离温饱，年平均收入户不过万，人仅数千。

上犹县城西二十多公里，有个陡水水库，是当初苏联老大哥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之一。我到过安徽的梅山水库，情况与此地完全一样。看来，那个时候的外交政策也只能一面倒了，这么小的工业项目都不能独立建设。由此，引发了本地区建水电的热潮，条件不够土法上马，没水泥就挑土抬石筑坝。遇到汛期，雨水集中，引起土坝崩溃，形成洪水，酿成更大灾害，各地时有所闻。就我生产队，一罗姓人家，壮年在开山放炮中牺牲，老少两口在嗣后的洪水中淹没，竟殁于同一土坝而绝户。

近年来为开发旅游业，经报批，周围群山划建国家森林公园，禁伐禁种，枯树也禁止采运，恢复了原始状态。据说央视三台还做过专题报道，长达十七分钟。我是第一次来这儿，见到了少见的许多树种。

山脚湖边，青年在拍婚纱照。此时此景，与上海也并无大异。青年人啊，他们会知道长辈的代价吗？

10.

下车伊始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破败的窗棂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时的公社办公室，寺下街上唯一一栋最漂亮的办公小楼。今天对比周围新兴的街市它显得如此沧桑。一个时代过去了，掌控我命运的公社，使得我喜怒哀乐公社，叫我几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公社，已经不复存在。

下图是寺下新街，面积比老街扩充了两倍有余，图左背后还有一条平行的街市。由于经济的发展逢集日由原来的五日一集改为三日一集。农历的一、四、七。听说街上已拥有十几辆私家小轿车。从商店招牌看，现代生活的各种需求在这儿也一应俱全。街的尽头一栋新的办公楼庄严、威武的巍然耸立，俯瞰着整个街市，请放大了看，上面赫然大书“寺下乡人民政府”，它还掌控着许多人的命运吗？

11.

“你是哪里的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照相？”

“你大概是台湾来的吧？”（当地因蒋经国曾在四十年代也搞过新农村建设，不少青年人自愿从军，后去了台湾。）

“什么，是上海来的？噢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放在这儿的老沈吗？那时住在上边凹下，我猜的对吗？”

“你教过我读书识字，在我们家祠堂里，唱歌画图都你教，你还记得吗?我叫葛吉祥”

“我现在四十大几了，田早不种了，搞了个工程队。刚才早上在街上和人谈了个工程项目，喝了点酒，我们这儿都是小工程。日子过的怎么样？还行吧”

“年轻人都出去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也应该让他们出去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，那时是不准啊”

“现在胡主席、温总理的政策真是好。取消三提五统，终结农业税，种田的种子、化肥、土地都有补贴，就指望能太太平平再搞十几年，这里真可以大变样了”

“老沈啊，过几年再带你的婆娘，伢子来看看，走一回也用不了多少钱。”

12.

我想，大概没人会想到，这顶有点破旧的水泥桥是新造的。老寺下的知青都知道有顶“胜利桥”，是宽阔气派的廊桥，造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年。现在廊桥被拆，造了这么个猥琐的水泥小桥，只有两端的牌楼和桥下的桥墩，还依稀透视出当年的辉煌。

拆桥的事我早些年就听说了，我原以为要修汽车路。沿着桥对面那条逶迤的石子路向北七八十里就是遂川县的河源镇，再往北百多里就上井冈山了。现在汽车路改了道，桥倒也拆了。

说来廊桥在中国南方并不稀奇，许多电影里都有过，但是毕竟拆一座少一座，为什么就不能稀奇一点呢？我可惜。

19.

寺下中学的校舍是临河而建的，我曾在这儿教过书。

当年寺下中学的校园是工字形，两边教室，中间办公楼，是中小学两部合校。我是民办教师，教小学，拿工分。中学缺老师时，我也去代课，按节付费，当时当地，收入也不低了。

我到校门口时正是上午上课时间，校门紧闭，管理还是很严格的。我没要求进去，不想打扰他们了，想来也已无我的故旧。现在“不能苦了孩子”，真是深入人心。寺下乡是山区，为了让孩子能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，许多深山里的家长不惜拆资在镇上租屋借读，放学时校门口也是迎者涌动。回想起当年我在一山村祠堂里带十几个孩子，分三个年级上课的所谓“复式教育”，正是天壤之别啊！

这幢楼现在已经改建过了，原来是两层的土木结构，窗上没任何遮蔽物，四季透风。72年春天，我在二楼教室里教唱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”，歌声越过了河滩，飘散在对面的田野里。

13.

我现在身处在湘赣边界南端腹地的山村。

这又是一幢在当地不多见的带院落的小院。

房屋的用材上还是传统的泥坯房，但房屋的结构和门窗等都按现代的概念作了调整，大大增加了采风、采光面积，结合已经实现的“户户到自来水”的工程，并且由于规模养猪取得的成功，加上普遍使用化肥，乡村农户的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，农民的居住条件已经向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标准接近了。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在各级组织的推动下进行得如火如荼。但我总感觉有操之过急之嫌。如这样一个经过改造的老房子，舒适的小康农家已初露端睨，盖新房完全可以再等数年财富的积累，届时自然水到渠成。若在多数农户刚过温饱的条件下硬要拆泥屋造砖房，又是劳民伤财。几十年来，我党的农村政策，一再出现拔苗助长的现象，有出现在基层的执行层面上，有的政策本身脱离了实际，总要等成了燎原之势，造成相当的损失后，再回过头来调整纠偏，成本实在太大。但愿这次新农村建设不要再重蹈以往的覆辙。

14.

路边的荒山上恢复成茂密的树林。

这是近几十年来森林所经历的第二次劫后余生。第一次是在1958年，大跃进时，发疯的领导命令所有农民上山砍树，把所有能点头火的东西都送进土高炉炼钢铁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第二次是在1981年，刚刚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分田到户的时候，穷疯的农民把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全部推到市场，以至引起竹木价格在短时间内的暴跌。嗣后，农民们从稳定的政策中看到了希望，再重新上山种树。不同的是，第一个恢复期是集体安排种树，第二个恢复期是建设自家的小银行。竹木的涨价给山民的收入也有了增加，我在农村时是第一个恢复期，效果就大不如今。一前一后正好约两个二十年。听老人说，五八年以前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我今天看到的，是茂密的人工林。

近十多年来，木材价格持续上涨，山民们得了许多实惠。间伐补种，大家都精心照管好自家的几十亩山林。说来有趣，在山民眼里，竹木都有灵性，哪根是哪家的，都清清楚楚，少有盗伐错伐的。对于国有山林，甚至在家门口打些枯枝充薪柴也不去，都说：我自家有，何必去贪这点小便宜，多惹麻烦。

多可爱的森林，多可爱的山民。

15.

即使在偏僻的山乡，到处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痕迹。且不说田野上杂乱的输电线路、通信光缆，且不说手机和越野吉普，且不说水泥机耕道上的载重汽车，就是抓斗、铲车等大型工程机械也随处可见。这条水泥路一直通到最深的山村――南坪村，那里曾经也有我们的知青兄弟。随之而去的是电、电话、有线电视和摩托车。使我意外的是，每家都购置了电动碾米机，说省了人工挑谷碾米累的苦。

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说，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，而任何人为的力量可能会对它的发展产生迟滞作用，阻挡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这代人都目睹了这样的事实：即使在动乱年代，我国也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，建成了成昆铁路，也有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，也有高产杂交水稻良种的诞生。而因生产力发展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，在我们国家一个特定的时期内，被称作“改革开放”。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任何人为的设计创作都是无法企及的。

全球化的实质，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规律。若干年前，我一直困惑，我国为何要加入世贸组织，去参与这个当时在制定规则上无丝毫发言权的游戏。原来，人为的结果都可以由人为的力量改变，自然的规律是无任何力量可改变的。

16.

这位老妇人现在已经年逾九旬，是当初土改时的妇女主任。其丈夫生前曾当过乡党委书记，耳已聋，也丧失了正常的思维、语言能力，艰难的岁月，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。

请注意她家堂屋墙上的布置，极具政治色彩：06年年历上的口号是“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全面建设开放上犹、生态上犹、小康上犹、和谐上犹”。我在的那时，县委的口号是“举旗抓纲齐奋起，学习大寨换新天。上犹定要争上上游，三年变成昔阳县”。我国是个大国，人口、国民产值都是世界前列。口号的生产，我估计也是大国水平。本来仅宣传部门，现在还有各单位的公关部门，企业的营销部门，都在生产口号。本并无不可，主官的意图，变成所有成员朗朗上口的奋斗目标，是件好事。例如闯王李自成起义的口号是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其震撼力，足以摧毁大明王朝。但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口号的阅读对象是提出者的上级。这次下乡，在与许多老农闲聊中，说起这几十年来的最困难时期，老人们竟众口一词：是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期，其时的煎熬更甚于自然灾害。那时每人每年不到三百斤谷的口粮，真是空前绝后。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，还没吃上那样的苦。我国政府在“人权白皮书”中宣告，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，贫困面还很大，所以人权事业的第一要务是生存权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们时时刻刻牢牢记住这个口号吧，因为它也不是叫给外人听的。

17.

时间还仅在阴历的九月中旬，田里的稻已经收割完毕。山上向阳坡上种的是油茶树，从红绿相间清晰的条层看，这个山已经铲过了，以往这些活总要做到阳历十月下旬，那时生产队长们口中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功夫走不赢”（即农活来不及做。）近晌午进村，见不少中、老年农民在家里喝啤酒、看电视，我真有晃若隔世之感，难道古诗所云“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又重现了呢？

我问老农：是否因为当时为公社做，现在为自己做，所以工作效率提高了，能得空闲？

答曰：不是。

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改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：规模养猪成功，自来水进户，机器耕地，大量使用廉价高效化肥、农药等，特别是双季稻改为单季稻，使效费比大幅提高，极大地减轻了农田工作量。农户只要记住插秧的日子，乡农技站会根据各种种子的品质，通过广播电视通知农户如何下肥。如今丘陵地区的单季水稻亩产达800斤以上，平原的双季稻达1400斤以上，远远超过了六十年代“农业纲要六十条”，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。

我又问老农：大量化学品下田是否会引起土地板结？

答曰：不会。

猪牛不养，柴火不紧，桔杆还田土地结构自然得到调整。“现在我们种田是很马虎了。”老农说。

总之，农村达到温饱的基本条件：一是种子，一是肥料。记得七十年代初就听说一种叫“吨粮田”的良种，社员们听了欢呼雀跃，都说：“这下农业学大寨有希望了。”日夜期盼，这颗救星早日下凡，从选种、小试、中试到大规模推广，农民们等了十多年。现在从公开的资料上可以查到，中美恢复经贸，我国采购的第一批物资就是大型化肥设备。当时还发生了“风庆轮”风波。从谈判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到量产，又是一个平行的十多年。八十年代中，我国粮食产量的质变也就瓜熟蒂落了。

至于生产关系的改善，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。1971年，我参加了“农业学大寨抓基层工作队”，曾学习推广过一份叫“北方十三省农业工作会议记要”的文件。文件的抬头还写了许多“林副统帅”之类的套话。文件的主要精神，就是缩小农村分配单位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，明确要改计时制为计件制，适当扩大自留地，也提到当条件成熟时成包产到“组”。此后几年，依旧食不裹腹。所以，靠盖几个手印、在政策上做些小动作，就能改变八亿农民生活的传说，实是无稽之谈。当然，可以写成小说，拍成电影，情节还是蛮精彩的。

18.

寺下街上，残留的老房子，左边曾是乡邮所，右边曾是文化站。

邮电所是我们知识青年对外联系的唯一窗口，任何时候上街，都忘不了去一次。一封平信到上海，要六到七天，打个长途，至少要到后半夜才能接通。

文化站的功能除了逢集日歇脚看报外，还在这里排演过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。70年，全国普及样板戏，山村也不例外。全县各公社集中排演了《红灯记》第五场――痛说革命家史。各公社组队等候轮番调演。我既不会演，也不会奏，却又跻身其中，好不尴尬。但放眼望去，各公社上台的，都是下乡知青。于是我向公社的宣传部长建议，我们培养一位贫下中农担任主要演员，由我负责教唱成功。我大队女青年葛清兰，因嗓音响，扮相好，人聪明而被选中。至于她不识字、不会唱、不会念，我先用两天把第五场的唱腔念词、过门间奏全背出来，再用五天，日夜开工，把她捧上台。在台上台下的全部外行中比较，也不见得差到哪里。县委书记见了此事，大施表扬，还专作指示推广这个经验，要以贫下中农业余演员为台上的主体。我因此而得趣不少。

下乡前，女儿再三叮嘱，要为这位昔日的“李奶奶”照张相。我进村就打听。哪知说，已自尽过世了，是为婚姻而喝的农药。是否与学了戏，提升了文化素养有关呢？我不胜唏嘘。

村里建立了一个卫生所。主持的乡村医生三十出头，文质彬彬，据说有大专水平，是我走后才出生的。

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医生的祖父，九十高龄、神采矍铄的老人、几十年前的老支书依然健在。土改时的贫农团团长，靠着初级社时两三年扫盲班的文化底子，落座就和我讨论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央精神。下面就是老人讲话的梗概，话题就从村卫生所开始。

学大寨的一个产物，就是合作医疗。水平不高，可不至小病化大。但是，一声令下全散伙了。二三十年后再来重建，且不谈重建增加的成本，单就这些年来因小病未及时处理而酿成大祸的为数不少。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一定要走马鞍型呢？为什么就不能逐步完善呢？为什么就不能避免因政治原因而不顾群众的需求呢？

我们这地方本来就穷，山高水冷，人多地少，土改前，租地主土地，一亩一担谷的租子，正常年景下，尚能生活。高级社以后，养脱产，分摊派，瞎指挥，逐年增多，每年双抢，哪一年不是为了完成“任务”而割青苗的？我是执行者，我也心痛，但又无奈。还有连绵的政治运动，雪上加霜，平均生活水平怎么会不跌到最低点？现在科学了，产量高了，负担没了，农民恨不得叫“万岁”。你已看到了，所有群众无不口口声声称赞胡主席、温总理：自古哪朝哪代种田不纳粮？今后要建设和谐社会，我看在贫困山区，一要把合作医疗搞结实，二要普及最低的养老保险。现在我这样的老村干部，每月有三十块，约一天一斤米，范围太小。原来的五保户，现在集中到乡敬老院，有政府供养。五保户的成份也有了很大改变，原来的地富子女，占了大比例，他们这一生，错过了婚嫁生育年龄，阶级居然“消灭”了。

话说到此，返城的末班班车来了，老干部还言犹未尽。决策者们大概也曾听到过这些饱经风霜老者的肺腑之言吧。

别了，赣南。

沈贻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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